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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蜜蜜》剧照
除了干活儿，他们几乎没有娱乐、没有爱好，生活静悄悄的，沉在深深的水面之下，“如果能适应普拉托的生活节奏，那一定是个无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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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浙南侨乡，毫不夸张地说，谁家没个在欧洲打拼的亲戚呢？比如我二舅，他就在意大利待了20多年。
二舅过去是海上讨生活的渔民，打渔收网是一把好手，可东海渔业资源日渐枯竭，跑一趟船挣不上多少钱，他就动了改行的心思。选择经商，要本钱、销路，还得会点儿手艺。二舅性子憨厚，只有小学文化，不是做生意的料。可要是务农，渔村地少，家里兄弟又多，若分摊下去，一大家子都难以糊口。
于是二舅想到了出国。浙南一带向来有出国劳务的传统，温籍华侨遍布四海，先辈们积累了一整套出国经验，从国别选择、行动路线，到中介、接应点，一应俱全。早年间，如果没有合法的劳务渠道，一些人会靠先出去的同乡手把手地教：从哪里上飞机，在哪里跑路，什么样的旅馆和华人工厂会收留“黑户”，都讲得一清二楚的。要是旅行签证批不下来，一些人会用假护照鱼目混珠，也有用真护照的，业内称“端人头”——把别人的护照照片撕下来，贴上自己的，偶尔碰到年龄对不上的，被海关识破，只好打道回府，剩下最后一条路——偷渡。
按照惯例，用于偷渡的“中介费用”须在出发前支付。可但凡手里有点儿积蓄，谁想跑到国外去呢？于是前后林林总总的费用，多半是亲友们一点点拼凑出来的。在侨乡，出国是一件大事，亲友们多半都很慷慨。本地有一个俚词，叫“送路彩”，过去是专给儒生用的。秀才们赴省城应考，街坊亲友都要凑份子，那时的“路彩”沉甸甸的，蕴含着家乡父老的殷切盼望，如今，这个词却用在偷渡客的身上，它不再是无偿赠与的份子钱，更像是一种无息贷款——等出国赚了钱，是要加倍奉还的。
因为偷渡的人不少，“蛇头”也渐渐变得职业化，信誉都还不错。毕竟有一份同乡情谊在，万一偷渡失败，“蛇头”们会退还一部分费用。要是偷渡客实在穷得拿不出一分钱，有些“蛇头”甚至会提供短期的特殊贷款——成功入境后，偷渡客头2年的薪资会被用来抵偿欠款。
当年在众多的国家和地区中，我二舅看中了意大利的普拉托。这个城市是意大利乃至全欧洲的纺织名城，拥有大量的成衣企业。由于缺少劳力，订单又多，从80年代起那里的成衣企业的外联加工事务几乎由华人工厂包揽了。早年过去的华侨在那儿搞起了中国街，几乎没有语言障碍——对二舅来说，这个地方简直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全了。
二舅运气不错，用一本假护照成功入境意大利，没吃偷渡的苦。待满5年后，他用攒下的钱换了一个合法居留的身份，终于在意大利扎下了根。那时我还小，每到年底就盼着二舅回国一趟，因为他只要回来，决不会空手。我吃过他带回来的牛奶巧克力、金枪鱼罐头、威化饼干，用过外国的洗发水和面霜，气味好闻极了。
年幼的我曾羡慕地问二舅：“你在国外是不是整天吃牛排，喝葡萄酒？”
二舅抬起头，笑得很欢快：“是啊，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转眼到了年，我去意大利旅游，顺道去了一趟普拉托看望二舅。
二舅在那里开过一家加工厂，给意大利某知名品牌做过代工。这家品牌号称产业链全手工制作，但事实上，许多低端产品都出自华人劳工之手。后来，一场火灾让二舅损失了所有机械和物料，他不得不放弃这门稳定的生意。
那天，我先来到普拉托市中心的闹市区的中国城，相当热闹。街道和小巷纵横交错，到处都是中文门脸，汉字厂牌，街上黄皮肤黑头发的脸孔随处可见。如果忽略掉街上偶然走过的白人和北非裔，这里几乎就是另一个温州小镇。
二舅在另一个中国城，位于普拉托郊区。那个地方全是密集的工厂，有现代化的厂房，也有简陋的出租屋，带着更浓郁的劳动气息。凭着多年积累下的经验，二舅已经转行做起了中介生意，效益还不错。他租的房子有两层，上面住人，下面租给同乡当作生产车间。从外头看，这排车间有点儿像车库，可白色的卷帘门往上一拉，里面就伸出几十双或冷漠或茫然的眼睛——他们全是中国人。
在我的想象中，非法劳工多半生活在阴暗逼仄的地下室，说不准老板还设置了几道暗门，方便隐匿。只要警察和移民局的官员出现在门口，工厂里立马鸡飞狗跳，乱成一锅粥。
二舅曾给我讲过他的经历。20年前，他还没拿到居留许可证时，普拉托的地方警察局经常在半夜搞突击检查，抓非法劳工。厂东一得到消息，会把睡梦中的“黑户”全都叫起来，再随手指一个方向，跑——二舅和同乡们裹着床单一路狂奔，藏到各种阴暗狭窄的地方。否则一旦进了局子，就会直接被遣送回国。比起自忖险境拼命奔逃的“黑户”，意大利的警察们可没那么敬业，他们跑累了，喘口气，便会转身离开。
再看眼前的生产车间，地方并不大，却被几十台缝纫机占去了多数空间。室内采光也不好，每台缝纫机上都挂着一盏亮度很高的吊灯。工人们熟练、从容地操使机械，发出“咔咔”的响声，将一件件毛衫和大衣车上线、套上袖口，接着便将成品、半成品丢到脚边的筐子里去。
剩下的空间更小了，摆满了桌凳、空塑料筐。工厂的东主踮脚而过，用温州话打招呼、记数目，之后就将车好的成品衣物一筐筐地拉到货车上，送回客户的工厂。不久之后，这些昂贵的大衣、名牌皮包，就会打上“MadeinItaly”的标识，发往英美的各大商场。
我在车间里晃悠了一圈，一瞬间竟有些恍惚——这个小车间和江浙一带的小加工厂没什么区别，不管是机器布置，还是工位上坐着的人，都和老家的一模一样。我嘀嘀咕咕地说：“这也不神秘啊。”
二舅搓搓手，嘿嘿地笑，说提心吊胆地躲警察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这些年，欧洲国家普遍缺乏新鲜血液，发下了不少居留许可证。许多华侨组建正规公司，签署劳务合同，开始合法化运作，黑身份的劳工倒是越来越稀罕了。”
我对二舅调侃：“江西人跑来温州打工，温州人却跑到意大利打工。”
二舅一拍脑袋，哈哈大笑。
2
下午，我和二舅决定去米兰逛逛，顺路搭上了他的熟人老陈。
我和老陈在车上攀谈起来。已经60岁的他来意大利快30年了，女儿嫁给了一个白人，在米兰市区开了一家咖啡馆，他想过去看看。
我问老陈都去过哪些地方？他挠挠头，说自己来意大利这么多年，生活圈就在普拉托的中国城附近，只在女儿结婚时跟着女婿去了法国南部旅行——那是他这大半辈子以来第一次踏出意大利国界。
相比美国，欧洲人的圈子要小得多，华侨几乎不会主动融入当地文化，而是自发地聚集在“中国城”生活。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在普拉托待了几十年，仍说不上一句意大利语。“二代”们的生活范围要广一些，他们从小在中国人办的学校里上学，教师也多半是同乡，相比国内的学校，只多了一门意语课。成年后，他们在这里结婚，用的也是中国的仪式，就连酒席上也摆着的菜肴，无论菜品、调味、摆盘都和老家的一模一样。
不知是寂寞还是上班憋久了，老陈在陌生人面前显得十分健谈，他语速很快，话题也是天马行空。从几天前某间华人商铺发生的火灾，到两个被当街捉奸的男女，一直谈到了10年前在工厂里发生的一起抢劫案……
“你知道吗？我是从油桶里漂过来的。”老陈忽然说。
年之前，中国的几个侨乡就成了意大利海关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