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控制的传媒，将资本主义讲述为“伟大成功的故事”：资本主义理解人类的竞争天性，把它从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然后以市场驾驭它，创造出一个充满活力和进步的社会体制，为所有人的利益而运转；将垄断力（例如谷歌、微软和亚马逊如今拥有的那种势力）、寡头垄断（例如全球主要的石油公司拥有的势力）和专卖政策（例如沃尔玛和苹果公司垄断的市场营销权力），说成是异常情况，是不幸偏离美满均衡状态（理论上可以在完全竞争市场中达到）的情况。
反托拉斯和反垄断法及相关委员会的存在，支持了这种偏见。反垄断机关宣称垄断非常有害，不时着手打破垄断，以免公众受害。例如在20世纪初，美国在老罗斯福总统领导下，便执行了一波解散托拉斯的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在美国电信业的垄断势力被当局下令打破。如今在欧洲和北美，谷歌、微软和亚马逊过高的市场垄断行为也正受到质疑。对于“自然垄断”（主要是公共事业和诸如运河与铁路这类交通设施，竞争在这些情况下不适用）建议由政府加以管制，防止垄断者收取过高的价格。公共政策的目标，是防止垄断定价，确保大众可因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获得创新、生产力提升和价格便宜的红利。国家以行动维持有竞争的环境，普遍被宣传为所有健康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的一种必要政策立场。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贸易中取得有竞争力的地位也已成为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
“创造出一个纯粹和完全竞争的市场，不受垄断力扭曲，一切都将很好”构成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派神话”。如果这个乌托邦论述是正确的，事情发展下去将不是人人受益；结果将是财富和权力的阶级鸿沟加深，而资本在变得更有力的同时，也将更容易引发危机。受年危机的冲击，经济学家很难再坚持传统的竞争论述。如今多数人承认，垄断力并非只是一种异常情况，而是源自经济学家所称的“寻租”活动的一种系统问题。
致富有两种方法：创造财富或是夺取别人的财富。前者对社会有贡献，后者则通常有害。“寻租”就是“剥夺式财富积累”，只是听起来较为温和。经济交易中的垄断力与政治过程中的垄断力平行运作，配合得天衣无缝。以美国为例：累退税和各种可扣税的项目；监管俘虏（安排狐狸管理鸡舍）；以折扣价收购或租用国家或私人资产；与国家机关签订成本加成合同时夸大成本；立法保护或补助特定利益集团（例如能源和农业企业）；通过选举政治献金收买政治影响力——所有这些政治运作，全都是赋予巨富和垄断势力自由，允许他们掠夺公款，损害纳税人的利益。此外，土地和房地产也有传统的寻租活动；资源、专利、牌照和知识产权也会产生租金；垄断定价则会产生超额报酬。还有各种看似合法但有争议的方法，可以创造超额利润。金融市场完全不透明或信息披露不足，会制造出误解的迷雾，导致卑劣行径无法制止；做假账也可以创造出真实的金钱；房屋市场的掠夺式放款、不当的信用卡操作、隐蔽的收费（例如电信和医疗费用）以及各种规避法规乃至违法的行为。我们可以看到，大公司和巨富有大量手段可以快速增加财富，即使整个经济体崩溃而后停滞也不例外。最近几十年最重要的商业创新中，有一些并不是以提升经济效率为宗旨，而是希望能更好地保护垄断力，更好地规避政府旨在调和社会收益与私人报酬的管制。既得利益集团把寻租当作一种策略，民众广泛的民主权利遭到破坏，包括获得退休金和医疗服务的经济权利，免费获得教育、治安和消防等关键服务的权利以及得到国家救济的权利（例如美国政府的营养补充和食物券计划，使低收入人群得以维持差强人意的生活水平）。新自由主义对这些权利和服务的攻击是一种剥夺，把省下来的公共费用送给“不缺钱但贪婪”的企业高管和富人阶级。这些手段诉诸一种已巩固的阶级权力来执行；这种权力垄断经济和政治运作，也垄断大部分媒体。垄断力是资本运作的基本特征而非异常现象，而且垄断与竞争构成一种矛盾统一。如果可以选择，多数资本家会希望垄断某个市场而非与别人竞争；他们也将持续努力，试图建立垄断势力，永不嫌多。
如何理解这个矛盾统一？可以从垄断与竞争无法区分的状态（两者混合、矛盾潜伏而非已经发作的状态）讲起。这种状态藏在私有财产的本质中：私有产权赋予商品主人使用该商品的垄断权力，而这种垄断力构成交换的基础，延伸出去也就是构成竞争的基础。资本的阶级权力完全依赖集合种种个别的垄断产权，构建出资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秩序中，资产阶级有别于劳动阶级，在于它集体垄断生产工具，在当代还垄断了融资手段。人们讨论垄断问题时，通常忽略阶级垄断力（资本的集体权力）的概念和事实，而经济和政治过程均受这种阶级垄断力影响。我们清楚地看到标准叙事（突显竞争并忽略垄断）的作用。它掩盖阶级权力的垄断基础（资产阶级垄断私有财产），回避了阶级权力和阶级斗争的问题。这种标准叙事把资本说成是个别的资本家在经济活动的混乱海洋里自由游走，寻找获利机会，产生奇妙的竞争碰撞。国际竞争据说对所有人都非常有益，但事实上这种竞争压低薪资，让资本受益；技术变迁被描述为进步和不可逆转的；垄断与竞争间的均衡则是不规则地来回游移，具有某种周期性；同时也受制于政治奇想和国家管理与干预；竞争的终点必将是垄断力。资本在20世纪初进入与帝国主义融合的最高阶段，大型工业卡特尔与金融资本结合，支配主要国家的经济，这些集团正是老罗斯福总统当年致力于打破的托拉斯。在20世纪60年代，大型企业（例如底特律三大汽车公司或欧洲的国有企业）支配所在国家的市场。一些大公司则在国际上行使垄断权力，例如中美洲的联合水果（UnitedFruit）和智利的ITT，支持政变和军事政权（例如在智利），而这些政权听命于帝国主义势力。20世纪30年代的通货紧缩危机被解释为是毁灭性的竞争造成的；而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呈现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的奇特结合，被普遍解释为垄断资本的典型危机。资本在两个极端之间游移，一端是不受监管的竞争，另一端是垄断和寡头垄断造成的权力过度集中，两者都是灾难性的。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时期，通过全球化开创新的国际竞争形式，经济中许多产业（医药、石油、航空、农业、银行、软件、媒体甚至是零售都呈现出迈向寡头垄断的强烈倾向。如今，某些垄断权力（例如谷歌的权力）被视为偏离完全竞争状态的有价值情况：可造就理性计算、标准化和事先规划，不必依赖不确定世界里混乱和不稳定的市场协调；而另一方面，谷歌滥用垄断地位，允许国家安全当局取得个别用户数据，则彰显出权力集中的潜在危害。
土地和房产所有权特别能说明私有财产中的垄断力。这种产权所垄断的不只是土地和房产，还有独特的空间位置。经济活动上的竞争，全都以具有独特性质的特定空间为基础。而标准的经济思想认为：所有经济活动发生在一根针的针头上，不会因为空间位置而产生垄断的情况；空间特质的差异（较肥沃的土地，较优质的资源，较有利的位置）不重要，而空间关系结构的不断变化不是基础建设（例如交通系统）投资造成的。人们往往假定，许多小企业生产类似的商品，代表一种激烈竞争的状态。但在某些空间条件下，情况并非如此。例如：两家面包店如果相隔米，竞争可能相当激烈；但如果两家店由一条水深且湍急的河流隔开，则它们将各在河的一边享有垄断力；如果国家投资建了一条连接河流两岸的桥，这种垄断力将消失；但是，如果当局收取高昂的过桥费，又或者那条河成了政治边界，跨河买卖面包必须支付很高的关税，则垄断力将会恢复。因此，18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家出于促进竞争的目的而发起反对收取路桥通行费和关税的运动；美国在年之后追求全球自由贸易体制，最终促成多国签订世界贸易组织协议，便是这种政策的延续。但运输成本保护地方垄断势力的作用早已开始消减。20世纪60年代起的航运集装箱化趋势以及贸易的政治壁垒减少，对改变竞争的地理范围有关键作用。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底特律三大汽车公司支配美国汽车制造业，构成看似无比强大的寡头垄断势力。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贸易关系的空间条件在物质和政治面均出现戏剧性改变，三大汽车公司的势力因德国和日本的竞争遭到削弱。“全球型汽车”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汽车零部件可在世界各地生产，只需选个地方（如底特律）组装。激烈的国际竞争和自动化趋势，最终导致底特律严重没落。又如：啤酒业产业在18世纪非常本地化，19世纪中期拜铁路所赐走向区域化，20世纪60年代全国化，20世纪80年代则因航运集装箱化而得以全球化。垄断性竞争这一领域在改变，如同地域发展不均衡的情况，生产、运输和消费的空间和地理组织是编排垄断与竞争矛盾关系的一种方式。现在我可以在巴黎吃来自加州的蔬菜，可以在匹兹堡喝来自世界各地的啤酒。随着空间障碍因资本家热烈追求“用时间消灭空间”而减少，许多地方工业和服务业失去本地的保护和垄断特权，它们被迫与其他地方的厂商竞争，竞争对手起初来自邻近地区，然后越来越远。
照理说，资本家应该欢迎这种恢复竞争的情况。但如前面指出，如果可以选择，多数资本家会希望垄断某个市场。因为这个奇特的事实，资本家必须找到其他方法，建立和维护一种他们梦寐以求的垄断地位。第一种方法是把资本集中在巨型企业或建立较松散的联盟来支配市场（例子可在航空运输业和汽车制造业找到）。第二种方法是通过规范全球贸易的国际商业法律，取得越来越牢固的私有财产垄断权利。专利和“知识产权”因此已成为重要的斗争领域，确立各领域的许多垄断力。制药业是这当中的典范：从业者通过大规模集中资本，以及专利和授权协议的保护，建立非凡的垄断力。制药业者也正饥渴地追求更多垄断力，争取把各种遗传物质化为其财产。第三种方法是建立知名品牌，以便印上勾形商标的球鞋和印有酒庄名字的葡萄酒可用垄断价卖出。某种垄断特权被削减时，从业者将会尝试各种做法，希望保护和另创特权。
不过，如今仍有一些市场受空间障碍保护，以致某些服务仍可采用垄断定价：美国人到比利时做髋关节手术要花美元（包括往返机票），但在美国做一样的手术却要超过美元！相对于比利时，美国的垄断定价程度显然很高是因为两国的监管政策不同。此类个人服务很大程度上仍可避开空间竞争，尽管医疗旅游服务兴起，而且许多服务已经外包给海外（例如印度）的客服中心。但是，这些受保护的市场将来可能因为人工智能的应用而瓦解。
我们可以说资本热爱垄断。资本喜欢垄断型工作和生活方式带来的确定性、平静生活，以及悠闲审慎改变的可能性，喜欢可以置身于混乱的竞争之外。资本因此热爱独特的商品，最好是独特到可以采用垄断定价。资本特地费心占有此类商品和促进其生产，时常以纯粹审美乐趣的外衣包装它们。资产阶级建立艺术市场（垄断定价绝对是该市场最重要的定价方式），作为一个投资领域，一如他们投资在职业运动如足球、冰上曲棍球和篮球那样。如果可以的话，资本家甚至会把独特的自然事物商品化，在私有产权制度中赋予它们货币价值。在海边，最美最迷人的悬崖和海滩，往往被贪婪的地主或投机客夺走；他们以货币商人替金块估价的精神去鉴赏自然之美……每一样稀奇的自然事物，无论是石头、洞穴、瀑布、冰川的裂缝乃至某种回声，都可以成为个人财产。商人可能租下瀑布，以木栅栏围起来，防止不付费的游客观赏奔流直下的大水。然后他们大卖广告，阳光与四溅的水点共舞、雾帘随风飘扬这种景观，也就化为钱币清脆的叮当声。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独特的文化物品，以及文化和历史传统上。历史、文化和传统商品化支撑巨大的旅游业；真实性和独特性在旅游业极受重视，而与此同时它们均受制于市场评价的霸权（价值由市场决定）。更重要的是，商人有系统地把许多消费品品牌化，宣称它们独一无二、非常特别，以便可以向消费者收取垄断费用。当然，人造的物品或效果不能特别到完全无法以货币计算；因此，连毕加索的画作、考古文物和原住民艺术品，都必须可以标上价格。至于较常见的商品，商人的目标是建立与众不同的品牌，使消费者认为某牌子的牙膏、洗发水或汽车比较高级。这种操作是以产品差异化为手段，追求收取垄断价。商品的名声和公共形象，因此变得比商品的物质使用价值更重要。广告因此变得极其重要，而广告业无非是希望帮助厂商在原本激烈竞争的市场收取垄断定价。现在美国近1/6的职位是在广告或销售业，而这一产业通过替某些商品树立形象和声誉，产生垄断租金。上述现象也有个有趣的地理版本。例如巴塞罗那、伊斯坦布尔、纽约和墨尔本等城市，便凭借自身的特色和特殊文化性质，成为有品牌光环的旅游胜地或商业中心。一个地方如果没有诱人的特色，可以请著名的建筑师盖一座地标建筑（例如西班牙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美术馆），借此塑造当地的独特景观。无论在何处，商人均把历史、文化、独特性和真实性商品化，卖给游客、有志成为企业家的人和企业领袖，为土地利益集团、房地产开发商和投机客产生垄断租金。纽约、香港、上海、伦敦和巴塞罗那等城市的土地价值和房产价格上升，由此产生的阶级垄断租金对资本极其重要。世界各地因此获得解放，进入中等收入阶层的过程，是经济运作关键的一部分；剥夺式积累对这种经济运作的重要性，不亚于借助新的城市投资创造财富。
资本因为培养垄断力，实现了对生产和营销的广泛控制。资本可以稳定商业环境，以便做理性的盘算和长期计划，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企业的“有形之手”向来与市场的“无形之手”一样重要，至今仍然如此。国家权力的“有力之手”广泛支持资本，也发挥重要的作用。垄断力与资本集中强烈相关。另外，竞争通常意味着权力和资源之分散。在这里，可以把政治经济活动集中与分散之间的这种同源关系（cognaterelation），视为垄断与竞争矛盾统一的一个从属部分。把集中与分散的关系视为一种矛盾统一也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事实证明，分权是维持高度集权的最好方法之一，因为这种手段以个体自主和自由的表象来掩盖集权的本质。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集权的国家释放分散的个体化市场自由，可以积聚大得多的财富和经济力量。
政治经济生活中集中与分散的矛盾统一，可从两种角度去思考。首先是部门（sector）的角度。它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