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文摘录如果把我住过的两个院子算作两个点，再加上小学、初中、高中上过的学校，大致可以围成一个方圆十公里的菱形小圈子，只占沈河区和和平区的一小部分。不过，对于我的少年记忆来说，这就是沈阳的全部。再向外，是消失在地平线上的马路，看不到任何景物，是稀稀疏疏的居民楼，仿佛荒地上长出的几棵矮草，而且人烟稀少，大街上空空荡荡的，看不到多少路人。大东区、铁西区、皇姑区对我来说更像是化外蛮荒之地，不记得什么时候去过，也不知它们在哪里，只留下几幅画面。去铁西冒险□西元少年时的记忆，像丢在角落里的老磁带，充满了咔咔嚓嚓的杂音。断断续续，没头没尾，许多细节早已记不得了时间地点。我越是往前倒带子，这种情况就越严重，终于，只剩下一个画面，一个表情，一个物件，而且没了声音。我记得小时候上学放学都会穿过一大片一大片平房，有两条煤渣铺的小路交会在某处。小路很窄，只容得下一个人推着自行车通过。交会的地方，不知谁家用红砖围了一小块地，插上细竹竿，种了些豆角。这个地方的杂草很高，像穿过丛林一样，会有狗尾巴草尖刮过我的脸和头顶，会闻到浓绿色的草浆味儿。每次经过这里，我都会停下来回头看一看，看看草丛里是否站着人，或红砖上是否蹲着猫。而且，我也知道，过了这个小菜园子也就快到家了。可这么一个在记忆里清晰得不能再清晰的地方，我竟然不知道它在哪儿。几十年后，我站在儿时住过的老红砖楼下四处张望，那个地点依然不知踪迹。小时候搬过两次家，从一个院子搬到另一个院子。青年大街与一经街交叉处有个交通岗，两个院子分别在西北方向和东南方向，相距不出几公里。可那时，我却觉得很远，远得没机会回旧家看看。青年大街像条很宽的大河，把一块地方和另一块地方隔开。向街对面望去，好似隔着灰白色的河水，对岸的风景遥远而又模糊。大概是八十年代中期，在这个交通岗处建过一个立交桥，沈阳人管它叫“新加坡”。细细咂摸这个词，可能觉得这个立交桥是个新生事物，很有洋范儿，但另一方面，它又不太实用，是个中看不中用的家伙。果然，后来发现这个立交桥不但没让交通更顺畅，反倒是更堵，没几年，就把它炸掉了。沈阳人，其实东北人都是这样，很会起外号。比如二千年左右，他们给大东区一个社区起了个名字，叫“腐败楼儿”。时至今日，你在沈阳任何一个地方打车去那儿附近，出租车司机都会问你，是在腐败楼儿东边那块儿？还是西边那块儿？如果把我住过的两个院子算作两个点，再加上小学、初中、高中上过的学校，大致可以围成一个方圆十公里的菱形小圈子，只占沈河区和和平区的一小部分。不过，对于我的少年记忆来说，这就是沈阳的全部。再向外，是消失在地平线上的马路，看不到任何景物，是稀稀疏疏的居民楼，仿佛荒地上长出的几棵矮草，而且人烟稀少，大街上空空荡荡的，看不到多少路人。大东区、铁西区、皇姑区对我来说更像是化外蛮荒之地，不记得什么时候去过，也不知它们在哪里，只留下几幅画面。比如，沙尘里的几个巨大球形油罐，裸露着*土的浑河河岸，映在浓红色夕阳里建了大半截的彩电塔。一还有一个多月就要高考了，语文老师却突然生病，不能再上课。一个大学中文系刚毕业的年轻小伙儿陪我们度过了最后三十来天。班主任也是高三才换上来的，体育老师，很威武也很有手段的一个老太太。想起来了，历史老师也是高三换到我们班的，一个长相不是很好的年轻姑娘，刘海儿紧紧包着额头，大大的茶色镜片挡住大半张脸，牙齿地包天，说话有点漏风。听上一位历史老师讲课能记住一大半，可听这位年轻姑娘讲课，死活也记不住一星半点。就像拿白蜡往纸上画道道，任你怎么用力，也留不下什么痕迹。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我们这个班早就被学校抛弃了。之所以有这样的奇葩配置，也只是求大家别出什么事情，安安静静离开才好。有点出乎意料，语文老师突然病重激起了我们的巨大感伤。大家好像很冲动，也包括我，几个人私下念叨着要去看语文老师。班长和学习委员面无表情地看书，仿佛与他俩无关。但只要班主任安排去，他们马上就能换上热情而又悲伤的笑容，组织起几个亲信来。不过，这两个人也不是什么聪明人，高考都没考好。船要沉了，没人关心也没人在乎，只有他俩还煞有介事地打着旗，扶着舵，跟着一起沉。想想，也挺可怜的。语文老师那时差不多是个小老头儿，只有后脑勺剩下几根头发，头顶呈粉红色，油亮油亮，发着温暖的光。他挺有知识的，不那么死板，经常讲些课外内容。比如，他会讲《论语》《老子》《庄子》中的一些道理，听过之后，我久久发呆，缓不过神儿来。有一次，我在一篇自由命题作文里给这几家排了个序，道、法、墨、儒。在那时的我眼里，儒家很有点掩耳盗铃的味道，又蠢又笨，对道家没有半点还手之力，还戚戚哀哀的，让人生厌。不久，作文发了回来，小老头儿没给我打分，用红笔写了一段话，说我对这几家的思想了解还太浅，建议我以后继续研究。他还写了自己的排序，是儒、道、墨、法，供我参考。我拿到作文卷子，扫了一眼，随手撕了。而且知道小老头儿一直远远地向这边瞧，想看看我的反应。我一定是让他失望了。小老头儿病了？既然不能再来上课，一定是病得不轻。这个念头一旦闯进脑子，精神就集中不起来了，总是不由自主地琢磨着它，觉得它古怪，又说不清古怪在哪儿。从春天开始，这种情况就越来越严重。手指头按在历史*治课本上，一行行读下去，脑袋里翻腾着另一些完全无关的事情，像反复录制的磁带，刚录上这个，就被另一个抹掉，结果什么都录不上去。前段时间，班上一个白白胖胖的女生不来了，据说最近几次考试见到卷纸就脑中一片空白，浑身冷汗，喘不过气，快要晕死过去。不知什么时候，迎走到课桌旁，贴着我的耳朵说，我想去看看语文老师，和你一起，还有娣。我和迎已经几个月没说过话了，偶尔看见也是形同陌路。我被安置在最后一排的墙角里，没有同桌，空气有点闷，各种不好闻的气味儿都会汇聚在那儿。我这一角儿贴着走廊，没有窗户，桌子右前边是一扇钉死的木板门。全班的景象可以尽收眼底，有想看到的，有不想看到的，无论如何，有点一览众山小的味道。迎坐在靠窗户的第二排，隔了两列桌子，几乎和我是对角线。我们这个文科班有七十多个人，乱哄哄的，从我这里不太容易看到她。迎、娣还有我，原来是一个班的，后来分文理科，我和迎去了四班，娣去了七班，两个都是文科班。娣的那个班似乎要比我们班好一点，起码班主任是教英语的。她的成绩也一直不错，最近这次模考还是全学年文科前几名。二迎的眼神里透着不顾一切，像是豁出去要干点什么。我没法拒绝，于是说，好吧，我和你们一起去。一股棉絮样的鞋头子味儿又飘到我这个角落里，身后墙皮油腻腻的，几片淡绿色油漆皮翘得老高，过几天大概就会掉到头上。沈阳的春天夏天和南方的不一样。这里的春天来得小心翼翼，杨树、柳树还有桃树开得很有节制，仿佛刚从寒冬死里逃生一样。干燥的春风卷起尘土，*沙漫天，走上一段路，鼻翼处就会积上一层灰。女孩子们用透明纱巾把头包住，男孩子们半天时间脸就会花掉。所以，沈阳的绿色是那种略微蒙着尘土的绿色，干燥，粗糙。夏天来了之后，不再刮*毛风，几十年的大杨树寂静地立在低矮的阳光里。你走在大街上，看不见多少行人，也听不见往来的汽车声，无数比帽子还大的杨树叶子遮在天空里，纹丝不动。墨绿色的叶片像浸在水中的染料块儿，把一切一切染上一抹淡绿色。那时，路边的草坪是用差不多半米高的铁栅栏拦着的，不停地生锈，又时不时地刷上白漆或蓝漆。里面的草也不是后来引进的洋品种，几乎就是野地里的杂草，狗尾巴草最多。各种各样的矮草长在一起，同样很茂盛。我从来不踏进去，那样会扎伤脚踝，而且叶片背面趴着很多黑色的虫子。我也很少往杨树边上走，或靠在上面，更不会抱着，因为在枝杈处，或树皮有伤疤的地方，会盘踞着几十条上百条五彩斑斓手指头粗的毛毛虫，你从我身上爬过，我从你身上爬过，层层叠叠，像海浪一样蠕动。现在，城里的大树上再也看不见虫子了，不知是不是因为杀虫剂的威力越来越大。高一的夏天，我坐在教室第一排，那时是可以称之为玩儿的日子。班主任教物理，其他课的老师也都不错，学得还挺明白。化学老师有鼻炎，手里整天攥着条毛巾擤鼻涕。你要是能做对她的题，她就能罕见地对你笑一下，你要是做不出来，再老实巴交也要挨她骂。有一回，化学老师冷不丁对我说，好好学，你能上清华。还没等我从惊吓中回过神来，她又开始骂后边一个无辜的女同学。这次，化学老师叫迎到黑板前解一道不算很难的题。迎的水平我了解，估计是躲不过一顿高潮迭起的臭骂了。她面带微笑，款款从座位上站起，风情万种地向讲台走过来。经过我时，故意幅度很大地扭了一下腰身，于是，整个一条胳膊像柳枝一样抚过了我的肩膀和脸颊。然后，迎在黑板前站定，从容地说，我不会。教室里一片笑声，等待着化学老师怒火中烧，岂止是等待，简直就是期待。但今天化学老师发挥得有点不正常。不知为什么，大概是看出了点门道，叹了口气，道，一个女孩子，今后怎么办？回去吧，某某某，你上来！迎面带桃花样地从讲台上走下来，盯着我笑了笑，旁若无人地回到座位上去了。那条胳膊很烫，带着点夏天的潮湿，像高烧病人似的，一瞬间把我包裹在炙热的气息里。从那往后，我再没发现谁的身体有这样烫过。迎无数次锲而不舍地向我表白心迹，这只是给我印象特别深的一回。现在，我找出二十多年前的彩色毕业照片，颜色整体偏蓝发乌，每个人的脸色都有点铁青。我找到迎，她在一众女同学当中挺出类拔萃，眼角向上翘，嘴唇带笑，头歪着，显得风风火火。高一时我带饭，早晨把铝饭盒放到铁筐子里，由值日生送到锅炉房去热，中午吃饭时把铁筐子取回来，大家再排队拿自己的饭盒。大约是某一个冬季中午，迎在我前面。当她蹲下来拿饭盒时，一束明亮的阳光正打在后颈上，整个人仿佛透明了，几颗尘埃在光柱里飞舞，马尾辫下方的绒发闪着缎子一般淡*色金光，有点刺眼。尤其是衬衫领子里面，露出靠近后背处的一小块肌肤，像春光照耀下的河水那样干净柔软。我恍惚了好一会儿，暗想，这是迎吗？三也是那年暑假，我去迎的家里找过她。从我家到她家要沿着青年大街走上一段。那时，我已经有自己的自行车了，飞鸽牌，二六墨绿色，新的，很靓，给人的感觉和今天最新款篮球鞋差不多。高三时一个下雨的夜晚，让贼给偷了，不得不骑回爸爸的白山二八大杠加重自行车。那条路上有我的小学。教学楼是三层红砖楼，楼后是旱厕，几条厚木板架在大坑上方，脚踩两块砖头。蹲在那里没有任何遮拦，老师的，学生的大大小小屁股一览无余。据说女厕所要好一点，不过没进去过。女同学和男同学打架，占了便宜就往女厕所里跑，气得男孩子在外面大骂，也不敢发狠冲进去。小时候觉得那条路很长，沿途有各种各样的风景。比如，小学校门口会有男人推着辆自行车，车后用自行车内胎捆着个木头柜，带玻璃拉门。里面摆着几种颜色和口味的汽水儿糖，就是把糖做成瓶子状，再灌点带甜味儿的液体进去。汽水儿糖稀疏地躺在白粉里，显得格外金贵。一分钱一个，男人用竹夹子夹到你手心里。我喜欢绿色的，拿到手后，对着阳光看一看，看看里面的液体有多少。有一次*昏放学，在某个路口处围了好多人。人群中间有两个人，一个人头上蒙着深蓝色的劳动服，弯着腰，脸朝地，摇摇晃晃的，喝醉了一般。地上满是一滴或一绺的血迹，劳动服也被血浸透了，变成了深紫色。另一个人扶着他。在小时候的记忆里，经常回荡着钢铁撞击的声音。不过不是机器运转的声音，很难分辨这声音从哪里来。或许就是从那些成年男人身上来的吧？经常看见有人在街头打架，额头眼角挂着血，目光凶神恶煞，仿佛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解决办法。小学五六年级时，班上几个男同学的绿*挎里偷偷藏了小斧子，并且悄悄露出斧子把给别人看。那架势，仿佛随时都能嚯地抽出来砍人。我还有一个小学女同学，住得离我最近，放学时一起回家。我家住的院子外面，是一大片平房，她家就在那里。那个时候楼房并不多，大街两旁是五六层左右的灰白色楼房，楼房后面就是密密麻麻的平房。几条小路从平房区里穿过，又有更多更小的泥土路通到各家各户，像人的毛细血管。那个女同学的家在一个方形院子里，四面都有住户，院子中间有棵槐树，还有一个水龙头和水泥抹的小池子，光滑，长满了绿苔。我经常到她家写作业，也就经常站在她家门框旁边看院子里的人。大家排着队洗菜淘米，洗得很仔细。我记得一个女人淘盆子里的大米，几乎是一粒米一粒米洗出来的，想必是很在乎。作业写得晚了，在女同学家吃过几次饭。红砖铺的地已经成了黑色，油乎乎的。天不黑透就不开灯。小炕桌摆在地上，一家人坐小马扎，围在周围吃。堂屋很暗，只有从院子里照射进来的白光让人隐约看得见每个人的表情。我很喜欢吃她家的饭。这也是地地道道的沈阳饭，而我家还多多少少保留着黑龙江那边做饭的习惯。比如说炸（四声）鸡蛋酱，把鸡蛋煎得干干的，像风化了一样，再用自家下的大酱炒一小碗，上面油汪汪的。这一小碗摆在她家炕桌上，一顿饭下来也吃不了多少。每个人用筷子头沾一点，或小心地夹起一丝带油和酱的鸡蛋，就能下一碗饭。还比如，她家桌上会摆上一碗土豆泥。把土豆去皮，捣碎，拌上酱油一类的调料。很香。这个可以大口吃，她爸会舀一大勺放在我碗里。还有豆角炖粉条，盛上一搪瓷盆子，放在桌中间，没有其他菜。豆角和粉条炖得都很干，味道很足，尤其是粉条油亮油亮的，特别筋道，不使劲咬咬不断。其实也没放多少油，那个时候都不太舍得用油，却不知道那种油亮油亮的感觉是怎么做出来的。有一回写完作业，那个女同学把我带到她家碗柜旁，打开油腻腻的柜门时，两只老蟑飞快地爬出来跑掉了。我俩谁也不害怕，那时候这东西似乎很多，蟑螂药也没什么效果。女同学取出一只摔出很多口子的小搪瓷碗，从一只铝锅里盛出一块拳头大的米饭，浇上一勺酱油，滴上几滴香油，拌了拌，递给我。我尝了一下，味道奇香，一辈子也忘不了。现在经常给儿子做，只不过日子好了，会加上一只熟鸡蛋拌进去。儿子每回都能吃一大碗。那次，我刚尝了一口，女同学她妈就进来了。用烧炉子的小铁铲子拍她的头，把她打到墙角，又把铲子抵在她缩起来的脖子上，像要把她脑袋切下来一样。我呆呆地看着，有点害怕，又不太明白她妈为什么打她，只是隐约感觉得到，未经过大人允许算是偷吃，大概和偷东西的性质一样。另外，油，尤其是香油，是非常贵重的东西，吃饺子时也不过在酱油里点上一滴，何况只为了一碗饭就费了好几滴。还有米饭，虽然是能吃上大米了，但也不是想吃多少就能敞开吃多少。也许铝锅里剩下的那些饭还要留到晚上吃，并没有多余的。四青年大街上的这一段路走了十年，小学，初中，每天都要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之后的十年光景，清晰地印在我的记忆里，远比留下来的黑白照片鲜艳得多。有一个叫大西边门的十字路口，差不多就是我少年记忆的中心点了。在西南角的街边，我吃过一碗南方人做的薄皮馄饨，记忆犹新。那天挺晚了，九点多钟吧，爸爸领着我办完事回家。我看到街对面有个人挑着两个木箱子，冒着热气，三五个人围着他看。我们走过去，只见一个矮瘦但皮肤挺白的男人站在两只木箱旁边。一只木箱上有口圆锅，水开了，冒着热气。另一只木箱里有水桶，有白瓷碗，还有各式各样的调料瓶，还有切好的葱花、香菜。大家围着瞅新鲜，并不买。一问，馄饨一毛五一碗，挺贵。不过，这是个新鲜玩意儿，从没见过有人挑着这么齐全的家伙什儿卖吃的。爸爸给我买了一碗。那男人从木箱子里捡出十只拇指甲大小的馄饨，嘴里数着一二三四，扔进锅里。又取出一只白瓷碗，撒上一些灰白色粉末，一些葱花和香菜，搁在木箱子上等待。他始终沉默着，专心致志地做着事。令我吃惊的是，一分钟都没到馄饨就熟了，比煮饺子快多了。男人先向碗里浇了些煮馄饨水，又用竹笊篱把十个小馄饨捞出来，抖了抖，抖进汤里。这白瓷碗不大，很浅，但绿是绿，白是白，很好看。馄饨就像一只只没发育成熟的小白鼠，薄薄的皮里裹着一丁点肉。但它们却散发着令人终身难忘的味道，你不敢相信，这么一个个白色的小东西竟然能做得这么香！这一缕馄饨香味儿，是我少年记忆里一抹鲜亮得有些刺眼的颜色。沈阳有个老边饺子馆，很有名，小时候妈妈带我吃过。但我的印象并不好，油乎乎的碟子，各个桌子争抢的酱油瓶和筷子。点过之后，要催服务员几次才能气哼哼地端上来，食客们就好像闹饥荒时领粮食的灾民，稍不用力向前挤就可能吃不上饭饿死。沈阳人对南方人有种天生的敌意，历史久远。在沈阳人眼里，南方人过于精细，太会算计，有话不直说，拐弯抹角。久而久之，敌意简直成了仇视，遇到了南方人，沈阳人就会突然怒火冲天，使用暴力。但我却总觉得，那个胆敢孤身一人，挑着挑子来沈阳卖馄饨的南方人在告诉我，一个新时代要来了。它不是通过口号、游行、标语，而是像水一样，从每个缝隙里渗进来，直到变成洪水。这一回，拳头不管用了。那个十字路口的西南角上有一个民国时期风格的两层建筑物，很难说清是俄式还是日式。当时，它是一家百货商店。几乎有两人高的巨大玻璃窗使得里面很亮堂，楼梯是水磨石的，发红发亮，中间处被踩了几十年，凹出了个坑。现在，那个小楼拆了，建起了一座银色玻璃外壳的银行大厦，像个庞然大物蹲在那儿，把光都挡住了，总觉得那一带灰蒙蒙的。记得有一天，有人发现那家百货商店里多出了一种糖，哈密瓜味儿的，不是用蜡纸或玻璃纸包着，而是每一颗都封在一只塑料包装里。这种塑料包装又透又亮，印着异域风景，使得里面的糖块看起来非常漂亮。当然，这种糖要贵一些，三分钱一块儿。舍不得吃，含一会儿就放回塑料包装里，能尝上三两天。吃过了这种糖之后，你会觉得其他糖都有股蜡味儿、面粉味儿，红得绿得不自然，不知是什么粗劣的色素染的。这是一种从未尝过的味道，含着它，你会发现树上的叶子鲜绿鲜绿的，天空也特别蓝，阳光从叶子中间穿过来，射进你的眼睛，会让你一阵阵恍惚。尝着这种滋味儿，我琢磨着，很遥远的地方一定有个很美的去处，比如那个叫*或海南的所在，要不，怎么会有这么妙不可言的味道呢？小时候，沈阳的街边还有不少民国时期风格的矮楼，灰色的，带拱形门洞。我的几个初中同学便住在里面。要上二楼，得踩着潮湿而且越来越薄的木头楼梯，吱吱嘎嘎地响，棱角给磨得圆圆的。墙上布满灰尘和蜘蛛网，电线扯得到处都是，不知多少年没人打扫过了。我家住的院子里也有几座这样的小楼，据说和张作霖的大帅府有什么关系。后来，我去大帅府看过，样式还真的差不多。我的一个少年时玩伴儿家就住在这样的小楼里，十几户一起住。一楼巨大的门厅里堆着各家的酸菜缸、自行车和暂时不用的木柜。门厅上方孤零零地悬着一个灯泡，还是坏的。所以，我通常是顺着漆黑的木楼梯摸到玩伴儿家，快到家门口时，门缝里透出一缕白光，告诉你，这有一户人家。通过楼道时要小心，没有灯，门口放着做饭用的桌子、炊具、垃圾筒和煤气罐。不过，进了门之后，屋里就格外亮堂。玩伴儿家住一个差不多三十平米的大房间，当然，只有这一个房间。一头是睡觉的区域，放着一大一小两张床，床头贴着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另一头是生活的区域，有几个柜子、一个小书架和一张桌子。这个大房间有两面有窗子，也是那种巨型的两人高窗子。其中一面墙上还有一座绛红色漆门，由四片带玻璃格子的门板组成，两片装饰用，打不开，中间两片可以打开。外面是个半圆形的阳台，非常大，摆开一张乒乓球案子打球绰绰有余，边缘立柱是带花纹的大理石做成的。他家在阳台上种了不少花，还有一溜儿木箱子装了沙土，栽了大葱和韭菜。这个阳台下面是一个半圆形房间，大概属于另外一家人吧。这种民国式的小楼房破旧，年久失修，拥挤地住着一户户人家。多年以后，我才恍然大悟，那些小楼最初其实只住着一家人。五迎的家住在大西边门十字路口向东去的马路边，过了她家再向东是天光电影院，小学时学校组织看电影都要去那儿。那里，差不多就是我记忆的边界，再向东就是一片空白了。那条马路边有很长很长一段民国时期风格的两层矮楼。这些矮楼不是一栋一栋的，而是相互间紧紧贴着，好像城墙一样，依稀看得出一点老沈阳的样子。迎就住在其中一座矮楼的二层。我找她的那天很热，空气又干又白，浮着一层薄薄的灰尘。大概一点多的样子吧，街道上很静，有虫子在树上叫，很多人还在睡午觉。木头楼梯扶手上的漆已经剥落，零星留着几块绛红色的，还覆盖着大钱厚的灰。我一边向上看，一边小心翼翼地踩着嘎嘎响的台阶。一个穿深蓝色工装的男人正下楼来，手里拎着一支很大的扳手，手腕上挂了只黑色人造革电工包。后来，我发现卡车司机也会有这么一只包，但在记忆里，那个男人手腕上的更像是只电工包。我问道，叔叔，迎家是住在楼上吗？男人轻描淡写地看了我一眼，问，你是她什么人？我愣了一下，答道，我是她同学，问暑假作业。男人转身用扳手指着二楼，又向左划了一下，说，那边，倒数第二个门就是她家。我道了谢，来到那扇门前。门板刷深蓝色漆，上半部有四块玻璃，里面挂着门帘。门外面除了摆着炊具、碗柜之外，还养了只很大很肥的白兔子，蹲在笼子里一声不吭，眨着红眼睛看着我。我揭开煤气灶上的薄皮铁锅，刷得油汪汪的，很干净很亮。旁边的搪瓷碗里，留了一些炖土豆茄子，用淡绿色纱笼罩着。我犹豫了好一会儿，敲响门。迎好像在睡觉，声音黏黏地问道，谁呀！我嗓子发干，遂大声答道，我！迎好像一下子醒了，忙喊着，来了！来了！她穿着件粉红色的吊带睡裙，厚绸子的，光脚踩着塑料凉鞋，鞋带压在脚下面。我不知该说什么，迎看了看我，侧过身，说，进来吧。她家是临街的一个屋子，靠门处用薄木板隔出一个小隔间，放着洗脸盆、水桶、痰桶之类的东西。再往里走，摆了一单一双两张床，单人床想必是迎的，毛巾被卷着堆在一处，床头有张小桌子，半开着课本。迎问我，有事吗？我脑中一片空白，说，你知道来的家住哪儿吗？迎的眼光闪了一下，用一种很夸张的兴高采烈的表情说道，我知道！我带你去！说完，她转身从衣柜里取出一条牛仔裤子、一件白衬衫，面对着我，急急忙忙地套上裤子。在她撩起睡裙，把一条腿搭在床沿，将脚伸进裤腿里的那一瞬间，我忙把脸转到一边去了。接着，又把身体侧过去，看着墙上的手撕日历，研究今天是农历几月几日，宜干什么，忌干什么。迎那边一阵衣服布料响声，我知道她在扣牛仔裤的扣子，把睡裙脱了，又把白衬衫穿上了，甚至都能感觉到一阵热乎乎潮乎乎的香甜味儿扑在脸上。这时，那个楼梯上遇到的中年男人站到了门口，大声问迎，他找你干什么？迎一边扣衬衫扣子，一边推着我向外走，一边着急地，甚至是带着点厌恶的口气说，爸——，这是我同学，要我带他找个人去。男人没说什么，冷冷地打量着我，像看着个小贼，你有什么想法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也绝不敢向他挑衅。许久，他说，别忙着走，把屋子收拾收拾，中午饭吃了，我给你留了。说罢，他出去了，进了走廊不远处的公用厕所。我能听见他腰带金属件的响声，和尿打在水面上的哗哗声，声音很大。接着，他下楼了，脚步声慢慢消失。迎把炖土豆茄子浇在白米饭上，拌了拌，味道很香。虽说每家都做这菜，但每家的味道都不一样。她家的土豆好像过过油，香味儿似乎就从这儿来的。迎坐在床上，两只小腿前后荡着，抬起脸，举起勺子，笑着问道，你饿吗？吃一口？我摇摇头。迎不急不气，慢慢悠悠吃完，去了走廊里的水房兼厕所，洗了碗，又带回一把干净拖布，把屋子里的地板拖了一遍。这地板大概有这矮楼时就有了，漆早磨没了，黑乎乎的，边沿处凹下去，只有带骨节的地方还鼓着圆包，有点硌脚。拖布拖过之后，地板吸饱了水，不知怎么回事，空气里竟有股松木香味儿。我用自行车带着迎去找来。二六的车载两个人有点小，好在我的车技还行，很稳当。迎坐在后面，胳膊搂在我的肚子上。夏天的风像棉花一样，让人晕乎乎的。路上遇到了一个女同学，拎着书包，像是刚从什么地方自习回来。迎兴高采烈地问道，我们要去建工学院，你去吗？那女同学呆看了我们俩一会儿，摆摆头。来的家住在建工学院附近。在院子里，是个大约四五层高的红砖楼，楼下有一排长了几十年的大杨树，把那栋楼的下半截都挡住了。迎把我领到最里面一个门洞，看了我很久，说，她家就在一楼，一进去右边的那家就是。我也看着她，不知该说点什么，后背上还留着她的味道。迎说，我走了！我说，你骑我的车回去吧，挺远的。迎头也不回，大声说，不用！我走回去。楼门口的自行车棚半空着，有的自行车落满灰尘，有的自行车擦得很干净。来骑的那辆粉红色斜梁车子也在那儿。我走过去，在车把手上轻轻握了握，又摸了摸，终于鼓起勇气，进了楼道，来到来的家门口。门开着，里面还有一道纱门，看得见厅里的饭桌、椅子和拖鞋，还传出来练钢琴的声音。我拍了拍纱门的木框，琴声停了，来在里面大声问道，谁啊？我的脑中一片空白，说道，是我。来哦了一声，迟疑了下，说，请进来吧。我走进厅里，来没出来，大概仍坐在钢琴旁吧。我向她所在的屋子里看过去，有道很密的门帘，只是影影绰绰看见有张书桌、有张床，床尾处摆了架钢琴。墙上挂了幅画，大概是外国的油画。屋子不大，这几样东西放满了有点挤。来坐在琴旁，一手放在琴键上，脸对着琴谱，冷淡地问，有事情吗？我答，没什么事。停了一会儿，我又说，只是想聊聊天。来嗯了一下，便不说话了。就这样静了很久，来一页一页摆弄着琴谱，我发现她家冰箱上还蹲了一只白色的猫，一声不吭。这时，另一个房间传来翻报纸的哗哗声，一个中年男人重重地咳嗽一下。谁也没出来，很暗的门厅里仍然只有我一个。又静了很久，我用最后一点倔强说，前几天你问我的那道物理题，我可以给你讲讲的。来说，我会了。我转身，逃出了来的家门。六失*落魄地回了家，我呆呆坐在桌子旁，盯着玻璃板上一道裂纹。尽管不过是下午三点钟，一路上回来，却感到天空是昏*色的，刮沙尘暴一样。家里没人，我胡思乱想着，突然记起一个细节——来的房间门上挂着的那扇门帘。那种门帘比较特殊，不是买的，而是自家手工做的，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沈阳，很是流行过一段日子。怎么做的呢？说来也简单，就是把曲别针打开，上下各用钳子掐成一个钉子粗的圆环，中间卷上挂历纸，有点像只细长的陀螺。所有这些陀螺串起来，刷上明漆，也有的不刷，一串一串挂在木板上，再固定在门上，就成了很实用的门帘。为什么说这种门帘很特殊呢？因为那一两年间，家家户户都做这种门帘，以至于曲别针都卖脱销了，想买几盒得托关系才行，就像非典时期北京的口罩。妈妈也做过，挂历纸白色的一面朝外，颜色比较单调，不耐脏。做得也比较粗糙，大小粗细不一，没刷明漆，有的开了胶。所以，我家挂了一两年就不挂了。而有的人家做得就非常精细，每只陀螺都一丝不苟，纹路整齐划一，刷过明漆之后，有种厚重感，看起来用上十年八年都不会坏。更有用心的人家，用各色陀螺组成一些图案，比如双喜字，比如福字，可真是下了大功夫。那个暑假过后就是高二了，刚开学不久，发生了一件事。那时精力极端充沛，中午不休息，到操场上踢球，快上课时才一头一身大汗回教室。我们高中的教学楼是一九三几年时建的，最早是日本浪速女子中学。三层红砖楼，水磨石地面光亮如镜，还镶着*铜金属条，只是高大的木制窗子年久失修，油漆剥落，日渐朽裂。那天中午，一个男生从十字交叉的楼道冲出来，而我正好迈出一只脚。他咕嗵摔在地上，顺着滑溜溜的地面一直撞在墙上。那男生可能是高一新来的吧，不认识，抬起脸看着我。我也看着他，不知该说什么。道歉，是他撞的我，不道歉，看样子他又摔得挺重。我就直愣愣地看他，干站着。他慢慢爬起来，一瘸一拐走了。下午快上课时，老师还没来。一个高三男生手里拎着根凳子板条，走进教室第一排，用板条指着大家，高声问道，谁是某某某，出来一趟。我看见外面站了几个高三的，手里都拎着板条，还有那个摔在地上的男生。他们叫的当然是我，又显然不认识，我没吱声。那男生又提高了声音，倒握着板条，像特种兵握匕首，一歪脖子，慢悠悠道，某某某你出来一趟，我数一二三。他数完了，我没吭气，全班同学也没吭气。他转身对摔了跤的男生说，你进来，给我指指是哪一个。那男生扫了一眼，指了指后排的我。高三男生狠狠地迈着大步向我走来。我脑中一片空白，都不知该干点什么好，情急之下把同桌女生向外推了推，另只手抓住了书包带。这时，迎站起来，拦在过道里，用双手挡住那男生的肩膀。男生愣了一下，迎说道，你是高三五班的某某某吧，我见过你，刘晓强是我哥。咱们到外面说去。男生怀疑地看着迎，迎冷笑了一下，不耐烦道，走——吧。说完，推了男生一把。男生不情愿走，一摇三晃地被迎推了出去。他们说了什么我不知道。反正几个高三男生都散了。班主任在走廊里问迎，都快上课了怎么还在班级外面晃悠？迎满面春风地进了教室，婀娜多姿地坐回凳子。七转眼就冬天了。那年期末考得还不错，妈妈给了我二十五块钱，可以买一双仿耐克旅游鞋。注意，是仿的，而不是真的。那时，耐克鞋好像就那么几种，乳白色的真皮，大大胖胖的鞋舌头，鞋带很长，可以系成很夸张的蝴蝶结。一双真耐克鞋四五百块钱，一般人家大半年的工资，所以很少有人买。当然也有人买，要么是真有钱，要么是省吃俭用勒紧裤腰带攒钱买，我感觉在沈阳后者占大多数。有一次，一对情侣到我家对门做客。对门是个画画的，所以经常有稀奇古怪的人出入。那对情侣就各穿一双耐克鞋，而且竟然把鞋子脱在了门外，简直有点像把金元宝扔在菜市场。我借着上下楼的机会偷偷观察了那两双耐克鞋，又白又大，有种说不出来的精致与柔软，在一堆各色鞋子中很出众，像个贵妇。而其他鞋子跟它一比，灰头土脸，平淡干瘪，黯然失色。说到仿耐克鞋，就要说到五爱市场。沿着青年大街向南走，过了大西菜行十字路口，是我的小学。再向南走，到彩电塔下，那里是我的初中。向东走，就是五爱市场。那里，也几乎就是我记忆的边界。我不清楚五爱市场有多大，大概很大吧。早年外面有尖头铁栏杆，里头是一排排床子。床子上方有很高的架子，挂了密密的衣服裤子，以及各种要卖的东西。好点的床子是铁皮焊的，差点的是两垛砖上放一块水泥预制板，所有货物都摆在上面。再差的，就是在犄角旮旯地上铺上块布，也算一个摊位，要交钱的。五爱市场是个充满传奇的地方，据说有的人光卖南方过来的牛仔裤，一年就赚了八十多万。可能是有根有据的吧，我曾亲眼看见过一个戴金链子的年轻小伙儿，高高站在床子上，从麻袋里扯出一捆牛仔裤，十五块钱一条，五分钟不到就被围得紧紧的大姑娘小媳妇们抢光了。女人们像饿了十年八年似的，都来不及挑，抢到哪条算哪条，下手稍有迟疑就没了。还有两个人因为抓到同一条裤子而破口大骂乃至于大打出手的。可不知为什么，那时五爱市场明明火爆得要命，却只开半天，过了中午就一律收摊。我去买鞋是在一个冬天的早晨，空气又冷又干又坚硬，满是灰尘，直呛嗓子，所以不能深呼吸。天上是低低的灰色浓云，也不下雪，脚尖冻得生疼，指头不能弯曲，像胡萝卜一样红。我早早就出门了，头一宿几乎没怎么睡。那双仿耐克鞋在心里已经盘算了很久，真的耐克鞋自然是想都不敢想，仿的也是好东西，穿出去很有面子。其实，毫不夸张地说，那个时候的人很少穿真东西，全身都是山寨货，但大家都这样，没人觉得有什么。而且，那个时候好像也没听说过李宁、安踏。那双仿耐克鞋就躺在水泥板上，我拿起来，像妈妈那样弯了弯鞋底，很硬，又是冬天，简直像棺材板一样硬。坐在里面的老娘们递给我一张纸壳板子，我踩在上面试了试，感觉一样生硬，连一点弹力都没有。看样子，跑步、旅游是别想了，穿上就是受罪。可再怎么说，它也是耐克。我摸了摸兜，准备掏出钱来买下，又记起了妈妈的话，一定不要着急买，多看几家，而且要还价，还下来几毛钱也行。我按捺住急不可耐的心情，对老板娘说还要看看，老娘们剜了我一眼，嘴里有点胆怯地嘟囔着，不买还试？我有点洋洋自得地发现，我不知不觉间竟然成了个高二的大小伙子，连中年老娘们都不敢随便骂我了。又低着头走了几个床子。前面的床子是卖洗发水的，飘柔、海飞丝、潘婷什么的都有。在五爱市场，卖洗发水是个大项。通常床子上的洗发水摆成一大一小两半。小的一半是真货，大的一半是假货。假的海飞丝四块五，真的二十三。买的时候就明告诉你，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绝不骗你，真的一个价，假的一个价。那个时候也有红色的蜂花洗发露和圆塑料盒装的海鸥洗发膏，质量肯定是比假海飞丝要好。可大家还是愿意买假海飞丝，明知道是假的也要买。说穿了，假海飞丝可能就是哪个南方镇子里的小作坊做出来的，连安全都没保证。心态可能和我非要买假耐克鞋是一样的吧，一双假的耐克鞋其实能买两双真的回力帆布篮球鞋。我看见迎和一个中年女人站在床子里面，那女人想是她妈。她抱着女人的一条胳膊，缩着身子，跺着脚。不同的是，她家床子上除了洗发水，还有一些高丽参之类的朝鲜土特产，用一些红红绿绿印刷粗劣的盒子装着，上面全是朝鲜字。迎看见了我，我也看见了她。我面无表情地问，真飘柔多少钱一瓶？我使劲让脸僵硬着，生怕有什么表情流露出来，伤了她。迎说，十九块五。我问，真海飞丝呢？迎说，二十三。我故意问道，保真吗？迎答，废话。我说，那我买一瓶真海飞丝吧。迎说，给别人二十三，给你二十二吧。我说，你要是给我二十二，我就不买了。我揣着那瓶真海飞丝，又恋恋不舍地在几个卖仿耐克鞋的床子前转了转，回家了。妈妈看着那瓶真海飞丝，吃惊得不知该说什么，二十五块钱对她来说也不是个小数目。我气哼哼地说，那钱你不是给我了吗？既然给我了，怎么花就是我的事。不过，我还是带着点歉意，把剩下的两块钱还给了妈妈。我们家有史以来第一次用了这么贵的洗发水。你还别说，头发洗出来真的很光滑，丝绸一样一层叠着一层。用指尖触摸着发根，有种涩涩的感觉，似乎真的把油污彻底洗净了。不过，大家用得很珍惜。爸爸不用，仍旧拿洗发膏或干脆用肥皂洗头，妈妈和我偶尔用，所以那瓶海飞丝用了很久，快一年吧。八娣给人感觉是个乖乖的好学生。她和迎很亲近，总是走在迎的身后，像躲在一棵大树后面似的，尽管她比迎还高，一米七多吧。我和迎去过她家，和来的家差不多，在一栋红砖楼的四层。她爸爸妈妈是大学老师，一起去美国读博士，有四五年没回来过了。所以，娣和姥爷姥姥生活。她家墙上有一些彩色照片，是她父母在国外照的，有的背景是欧式建筑，还有的是和外国人合影。那个时候，我还从未见过任何一个活的外国人，这些照片像望远镜，让我看到了遥远的世界。娣说话细声细气的，从来没见她生气或大声叫喊。我有点记不清她长什么样子了，因为在上学时，她的长发会经常遮住脸。而且她几乎不与任何人说话，总是低着头，要么看书，要么看地。她学习很好，在理科班时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到了文科班似乎也没什么变化，全学年排名前十的位置上总有她的名字。高一时，有个校外的男生追过她很长时间，看起来很社会，每天穿戴得板板正正在校门口等她，但最后也没结果。往后，就再没见过谁敢对她表示过什么，或她看上谁。刚入校的那年秋年，组织过一次社会活动，去郊区的农场干农活儿。那个地方在哪里不知道，只记得是把收割过的干苞米秆捆成捆，抱到地头，再码成垛。活不重，大家都很快活。*昏时，所有人坐在一块空地上，身后是杨树林，树很高，有几十年了吧。夕阳斜射过来，空气里有苞米秆的潮湿味，在明*色的阳光里飘着浓浓的灰尘，让人看不到更远的地方。这时，娣从远处走过来，傍晚的暖风微微吹起了她的长发。她看了一眼人群，又低下脸，眼睛里闪着地平线上太阳的光。一时间，大家都不说话了，寂静得只听见刮过枝头的风声。还有一次，好像是春天，娣穿了件红黑相间的长袖格子衫。还没分班，她和当时的班主任争辩了几句。这个年轻的班主任毕业于某著名师范大学物理系，是学校重点培养对象。她的言语间带着点时髦的自由主义倾向，给我们讲她的大学生活，讲她的理想，与一众腰有水桶粗的中老年女老师非常不同。她带着我们去溜冰，在班里组织流行歌曲演唱会，还搞过一次班级舞会。她本人带头教男生如何跳舞，如何当好舞伴儿。大概也是她理想中的自由主义坑了她吧。高一快结束时，班级打了好几次架，有一次还是和外班打了群架。学校就不再让她当班主任了，又过了一两年，听说她调到市团委工作去了。可奇怪的是，她那次竟然和娣吵了起来。带着点自由主义味道的她应该容忍别人有不同意见才对，可那次她却失态了，大发雷霆。到底娣坚持了什么，她怎么和班主任争执的，我都记不清了。只记得娣一直低着头，长发挡住了半边脸。而年轻的班主任气得脸都红了，说话声音很尖，眼镜片里闪着破碎混乱的光，一下子就破坏了她在我心中原本很好的形象。吵到后来，班主任高声喊道，你不要来上学了！教室里静了一会儿，娣用不大的声音说，走就走！说罢，把双肩书包甩在背上，头也不回地出了教室。大约又过了一两天，娣回来上课了，在全班面前给班主任道了歉，也认了错。当然，我隐隐约约觉得，受伤害最大的其实不是娣，而是班主任，或者说是她那一套自由主义理想。我们似乎慢慢明白，这理想是个太过奢侈太过精致太过易碎的礼物，永远不可能白白给你。沈阳有个美国领事馆。我没深究过，那里是不是还有其他什么国家的领事馆，反正大家都把那一片地方叫美国领事馆。印象中有座方形的二层小楼，土*色，有阳台，院子里从没见过人影。尤其令人忘不了的是，墙后面有根不高的旗杆，飘着一面红蓝相间的星条旗。与当时沈阳的大多数建筑相比，这二层小楼的样子简直是天外来物。有天下午，天刚开始冷，杨树叶子变得金*，一大半落在了柏油路上。天空蓝得发紫，伸到天空里的杨树枝叶闪着金光，有点刺眼。迎对我说，求你件事，跟我去一趟美国领事馆。我骑车带着她，走了很久，才远远看见那个有点古怪的土*色小楼。迎又说，向左拐，我们便离开了马路，拐进了一片居民楼。这里与沈阳的任何地方都没什么区别。白色花岗岩粒覆盖的墙面经过长年的雨雪冲刷，变得发黑发乌。楼下胡乱丢着几辆自行车，落满了灰尘。我跟着她进了某个楼洞，每层楼的楼梯拐角处都摆着两个酸菜缸，上面蒙着塑料布。楼梯堆得满满的，扶手上还用链子锁捆着自行车，每户人家似乎在比赛，看谁占据的空间更大。迎敲开了顶层楼的一扇防盗门。如同晴空霹雳似的，里面竟隐约传来了英语。接着，门打开，一个金发外国男人探出半个身子，同时一股浓烈的香气混合着暖风迎面扑来，门里门外仿佛两个季节。这个外国男人不会说中文，但他的英语我们能听懂。迎对着里面大声喊道，娣，你在吗？我不相信娣会在里面。但当她从布满金色阳光的客厅里走出来时，我有点恍惚，有点梦幻般的感觉。娣竟然能认识外国人，而且能和他在一起。迎用一种吓坏了的眼神看着娣，几乎是用哀求的语气说，和我回去吧！娣静静地看了迎好一会儿，迎的眼睛里渐渐有了泪珠。娣小声说，好吧，等我一会儿。迎和娣走在我前面，双双低着头不说话。金色的空气里刮着秋风，但并不很冷。走了一段路，娣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那个时候还很稀少的深蓝色百元钞票，递到迎的眼前，笑呵呵地看着迎。我只在父母的牛皮纸工资袋里见过这种钞票，而且还只是一张或两张。娣手里有五张吧，我猜，形成一个小扇面，随风狂乱地舞动。迎咬了咬牙，一把抢过去，把那几张钞票撕了。撕得很仔细，也撕得很碎，永远没有拼接起来的可能性。然后，她盯着娣，一扬手把碎钞票扔进了风里。那个下午，迎和娣手拉着手走回家，和好如初，仿佛我不存在一样。九沈阳的雪是黑色的。不是说雪本身是黑色的，一场大雪过后几天，雪还没化，上面就会落满尘土。那种黑不是灰尘一样的灰黑色，而是油黑油黑的。细看上去，像是某种化工产品燃烧过后的飘浮物，一丝一缕，好似无数油亮的寄生虫趴在雪上面，慢慢就把世界改变了颜色。高三的那个冬天，我家也发生了一点变故。第一次知道这场变故是在晚饭桌上，父亲说，他的单位不再发工资了，以后的工资要靠自己挣。我不太明白，父亲的话到底意味着什么。晚饭桌是当时全家人唯一能在一起的地方，父亲一直在说，于是我也就陆陆续续知道了一些。比如，他所在的那张行业报纸把社会新闻版和副刊版承包出去了，现在登的都是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比如，单位最后一次分了房子，我们家没轮上，这不到三十平米的屋子恐怕要住上一辈子。有一个晚上，我昏昏沉沉地进了家门，看见有个收破烂的正给一个麻袋称重量。称完重量，他说了个数字，又给了父亲几块钱。我扫了一眼，麻袋里装的都是父亲过去出版的新闻作品集、散文集和诗集，在床下边堆了十几年，落满了灰尘。现在，看来他是决心不要了。还有一天，父亲一口气在街边买了十几本花花绿绿的杂志，粗糙的封面上印着半裸的女人。他把这些杂志往饭桌上一放，对正在做晚饭的母亲说，有个出版社要出书，要求也不高，把这些杂志上的东西摘吧摘吧就能鼓捣出一本来，给一千六百块稿酬。那天晚上，父亲说这件事儿时竟然笑了一下，我觉得特别恶心。坐在晚饭桌旁，我看着父亲的嘴一张一合，心里在大叫，你别再说了！可这话终是没说出口，我不确定，我和他谁更需要帮助。渐渐地，我觉得自己只剩下一个壳子坐在那里，任何光线都照不进来，不愿意说话，不愿意出任何声音。高考前半个月，父亲安慰我说，别太紧张，考不好也没关系，尽了力就问心无愧。高考前几天，他还带我去青年公园划了一次船，我看着夕阳里的彩电塔，湖水的潮湿气息多多少少平复了我焦躁的心。我麻木冷漠地看着父亲，不知该说什么，心中暗想，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如果半年前你能克制一点，在晚饭桌上少说一些，我可能不是这个样子。那个冬天，我特别不愿回家。有天晚上，我推着车走到楼下，抬头望了望，突然把车甩在车棚里，又来到了街头。正下着雪，细碎细碎的，又干又硬，沙子一样铺在水泥路面上。在路灯的照射下，像漫天的尘土。我一直向前走，想着，真的要长大了，今后可能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吧？该去哪儿呢？路边有卖馅饼、羊汤的清真店，有春饼店，还有朝鲜族人开的烤肉店，透过结霜的玻璃，散发出昏暗的白光。我不饿，兜里也没多少钱，只想一直走。不知不觉就走到市府广场，市*府的大门口坐了很多人，身上落了薄薄的雪花。他们静静地坐着，没人叫喊，人群前面拉着几条*色警戒带，四五辆警车闪着警灯停在各个角上。仍然向前走，冻透了。前方是北站，车来车往，霓虹闪烁。我呆呆地看着站前广场，心里不停冒出一个念头，我该去哪儿呢？这时，一个中年妇女满脸带笑走上来，问道，帅哥，住店不？有小姐按摩。我问，多少钱？她说，看你想干啥了，二十三十五十一百都有。我还想问都能干啥，一想如果问了肯定让她当傻逼，就没问。我琢磨着，只要你愿意，连这也可以挣钱，活着有那么难么？中年女人走了，我站在雪地里。一辆辆往铁岭、辽阳，或者往吉林、黑龙江去的长途车响着喇叭，冒雪出发了。灯光像鞭子一样抽在我身上，催着我向前走，可该去哪儿呢？快十点了，脚失去了知觉，只从脚趾尖处隐约传来刺痛。一辆出租车停下来，有个穿*棉袄的男人问，走吗？我说到一经街多少钱？他说，四五块钱吧。我兜里正好有十块钱，是这个月的饭钱，就上了车。一路上，他一直自言自语地骂着，骂国家，骂*府，骂世道，骂领导，骂邻居，骂老婆，骂孩子，连自己都骂，想起什么骂什么。我一声不吭，有点怕他。据说这些开出租的座位下面都有根铁棒子。那年头抢出租车的，杀出租车司机的案子挺多。开出租的也都不是善茬子。我让他停在了路口，把十块钱给了他。他一嘴烟酒气，不屑一顾地说，还差五块钱。我说，不是四五块钱吗？他说，费鸡巴什么话，是十五块钱，快点！我脑子里一片空白，说道，就这些钱了，你整死我算了。男人从座位上上上下下打量了我几下，哼了一声，撇了撇嘴，冷笑道，下去吧。进了家门，父亲母亲快急疯了。不过见了我，倒没说什么。父亲把他的棉帽子给了我，让我以后戴这个。母亲给我下了碗鸡蛋面，很暖和。十春节过后，风不再那么刺脸了。太阳出来的时候，马路和人行道上的积雪开始融化，被汽车和自行车压出一道一道辙，稀溜溜的像泥浆，一不小心就把棉鞋打得湿透了。晚上冻、白天化，慢腾腾地消失，最终露出干燥的柏油路面。差不多这个时候，风里开始有潮湿的味道，有树叶汁水的微苦味儿，这些味道从遥远而广阔的地方来，像水浸入海绵一样钻进你的身体里，心里，让你恍惚中发现，春天要来了。大概就是这个时候，迎的家里也出了些变故。当然，不是我亲眼所见，也不是迎亲口告诉我的，而是传言，无所不在又无孔不入的传言。有人说，迎的父亲干起了往北朝鲜贩卖电器的买卖，经常进出北朝鲜国境。春节过后，她的父亲被扣下了，听说是犯了什么事儿，再没回来。我倒是记起来了，她家在五爱市场的床子上有北朝鲜过来的高丽参一类的东西，似乎传言不假。北朝鲜对那时的我来说，好像是个不存在的国家。明明地图上有，可没有任何关于它的消息，也没人提到它。只记得有一回家里来了客人，从丹东那边来的，说冬天江面冻上之后，就有人从那边逃过来。也有被抓回去的，锁骨用铁丝穿上，穿成一串。不过，他是酒后说的，又是闲嗑，虽然听起来吓人，我却一点没当真。就像小时候，母亲告诉我，沈阳出了杀人犯，专杀小孩子。可这杀人犯让我碰上的可能性基本为零。可迎确实是不怎么说话了，整天低着头，看地，也没人和她说话。过去她可能是太张扬了吧，现在越发有点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好像是下午四五点钟，天快黑了，夕阳昏*昏*。学校组织大家到操场上去做什么事，事情做完了，同学们三三两两穿过一个小花园进教学楼。迎一个人走着，身前身后都有人扎堆说话，唯独她沉默着。大家不自觉地远远躲着她，怕沾染上什么麻烦似的。我就走在她的斜后方，不出两步远。我能看见她的后颈和耳朵，甚至能听见她的心声。我知道，在这个时候，我要是能走上前去，和她说上哪怕几句话，我们就能成为一辈子的生死朋友，任何时候都信任对方，都能牺牲生命成全对方。娣已经分到七班去了，没人和她说话了。而我，像被罩在一个无声无息的玻璃罩子里一样，身上有万斤重负，嘴里堵着水泥。终于挨到了楼门口，迎微微向后看了一眼，仰面朝天叹口气，脸上有泪珠，像盘子里的水银一样闪亮。我的心像刀割似的，可是很麻木，没有任何痛楚。我默默对自己说，不是我不想去救你，而是此时此刻我已经没法自救了。原谅我，如果命运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定会舍弃一切去和你在一起。那之后的好几个月，我没和迎说过一句话，也没看她一眼，甚至都不到她座位附近的那个区域里。我觉得，我的任何一个眼神，任何一句话都可能充满着虚情假意，都会玷污我们之间的关系。我把自己也封闭起来了，一天说不过三句话，像一只坐在巨大万花筒里的青蛙，看着外面的世界变来变去，每天都会遭遇不可思议的事情。越是接近高考，古怪的事情似乎就越多。有天晚上回家，看见父亲躺在床上，脸色苍白颓废，好像正生着大病一样。母亲一边给他洗脚，一边给他揉着腰背。原来，他竟然跑到建筑工地上搬了一天的砖。过去，父亲给我留下的印象，大都是坐在桌前往稿纸上写东西的情景。他的胳膊、腰板都不太厚实，还驼背，喝几口酒就醉，根本不是干体力活儿的料。之后好几天，他一言不发地在床上躺着，和任何人都不说话。这样，家里就更寂静了。还有一次，母亲冷不丁说道，咱家对门的女孩子出车祸死了。我呆呆地想，前几天还看见她蹦蹦跳跳地往楼下跑呢！母亲接着说，就在大西边门十字路口，早晨上学，被一辆大货车……我突然脑中一片空白，这一天发生过的事全不记得了。坐在班级后半部分的人已经不再谈论高考的事情。我旁边的一对同桌在一起了，像大人一样一起上学，一起放学，男生帮女生取饭盒，把女生送回家，像丈夫照顾妻子一样坦然，毫不遮遮掩掩。他俩还讨论着下半年在中街商业城租一个门脸，做韩国服装生意。有个男生说，高考结束之后，他就接他爸的班，到市自来水公司上班。大家说这个工作好，能干一辈子。他说，好啥好，就是查水表的活儿。还有个男生说，他要和他爹到俄罗斯做外贸生意。老毛子特别好骗，一捆袜子能换一只*用望远镜，一瓶老龙口白酒能换一顶熊皮帽子。俄罗斯已经乱成了一锅粥，想换啥都行，枪啊，炮啊，你有钱，连坦克都能换，老毛子女人随便睡。那边的人特别恨中国人，说中国人用很次的东西把他们的好东西都换走了。俄罗斯警察对中国人也特别不好，你不给钱就讹你，觉得抢中国人的东西是天经地义的。终于，一次满分一百五十分的数学考试，我只得了几十分。连高一时学过的基本公式我竟然都记不起来了。我灰心丧气地想，不光是外面的世界，连我自己的世界都变得不能理解。于是，我也就彻底沉默了。十一大概就是这个时候，语文老师突然病倒了。当迎和娣，还有我决定去看他时，只知道他住在铁西区，费了好大劲儿，才打听得更详细一点，不过也仅仅是居民区的名字。我们就这样向铁西出发了，相信到了那儿，一定能找到语文老师的家。铁西在哪儿呢？我们仨都不知道，每人一辆自行车，一路问一路向那个方向骑。先到太原街，看了一眼热热闹闹的中兴大厦。再到沈阳南站，这里人来人往，到处是外乡人，到处是小旅店，广场正中央立着苏联人留下的坦克纪念碑。到底纪念什么，我一直没搞清楚。沈阳南站也是我记忆的边界，小时候，送亲戚回黑龙江，或者自己去黑龙江老家，都要在这里上火车。还记得有一次跟父亲来南站送客人，有个站前小吃店的玻璃窗子上写着：全东北第一香饺子馆。父亲指给我看，我们哈哈笑，说，不如叫全东北第一大吹牛饺子馆。从沈阳南站再往外走，好像一下子荒凉了。先是看到一排巨大的球形储油罐，后面隐约能看到一些不太高的厂房。路有点坑坑洼洼，两旁的树稀稀疏疏，不见多少楼房，也不见多少人影。怎么说呢，好像一下子来到旷野里。有点害怕，又有点兴奋，所有忧愁都丢在脑后了。一路上风景算不上美，高三的那个春夏交接之季又格外燥热，记忆里好像布满了落日的昏*色，天空、大树、柏油马路，包括人的脸，还有脸上的笑意、哀愁、失神。于是，我记住了一些昏*色的废弃的红砖墙围成的院子，上面刷着年代久远的标语，空荡荡的公园，还有一排开着门，但里面空无一人的街边小饭馆。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们竟然找到了那个居民区，又一栋楼一栋楼地问，问那些没上班的老头老太太们是否知道一个某某中学的姓王的语文老师。我们仨拿出了掘地三尺的劲头儿，下定决心就是去派出所也要把语文老师的住址问出来。终于，我们摸到了语文老师的家门口。他的女儿开的门，看上去快三十岁了，把我们让进了屋，就一言不发地坐到厅里去了。语文老师家住一楼，双层木头框窗子，玻璃上有斑斑点点的灰尘，所以屋子里很暗。语文老师盘腿坐在蚊帐里，头顶上围了一只白毛巾，说是怕受风。他说话声很弱，而且磕磕绊绊，没了给大家上语文课时的风采，真的更像个小老头了。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语文老师当时是突发脑溢血，而且，在我们毕业三年后就去世了。那天下午，我们仨和小老头说的大多数内容，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迎一直趴在他的膝盖旁边哭，娣把小老头的手背贴在脸上，贴了好一会儿。而且，我们三个冒失*竟然连一个苹果也没给语文老师带去。小老头还跟我提到了那张作文卷子的事，说他看见我把卷子撕了。他还说，儒家道家谁好谁坏，得看你个人的阅历。最不可思议的是，他说，人真正能把世间看透，得三起三落才行，起一次落一次远远不够。你得在蜜罐里泡过，还得在血水里煮过，不经过这些，你终究还是肉眼凡胎。我一直没明白小老头为什么对三个高三生说这些，不过，我却牢牢记住了，连他说话的神态和微微发抖有气无力的嘴唇的样子都仿佛在眼前。或许，他当时就预感自己活不了多久了吧？我们离开的时候，小老头无法动弹，保持着盘腿坐在床上的姿势，脖子也转不了。他流了泪，说对不起大家，要大家好好复习，都能考上大学。我出房间时回头看了一眼，他像佛一样坐着，背对着我，面朝着昏暗的窗子，用手背擦眼睛。这画面一直印在我心里，又让我一直很难受。出了语文老师家门，才三点多。我们仨推着自行车，沉默地向居民区外走。回学校去吗？在我的那个乱哄哄的角落里，不知又要听到什么光怪陆离的事情。在一栋三层红砖楼的门口，娣停下来，锁上车，看我和迎。于是，我们三个人*使神差地进了楼洞，一阶一阶向上走，来到顶层楼梯。楼道里摆了几只厚木板钉成的大木箱子，外面用粗铁丝勒紧，铁丝深深陷入木头中。楼道的玻璃多年没擦，正被阳光直射着，发出雾蒙蒙的亮光。墙角放着一只笼子，空的，留着几片白菜叶。我们仨悄无声息地站在顶层楼梯里，倾听着远远近近的动静，心剧烈地怦怦跳。那个木箱子很大很高，于是迎在中间，我和娣在她的两边，三个人并排靠在上面。木箱子的毛刺稍稍有点扎人，同时也能闻到新鲜的松木味道。我失神地望着顶棚，墙角飘着蜘蛛网，灯泡油亮油亮的，落满灰尘。我想动下开关，看这灯是否能亮，可又不愿发出任何声音。于是，我入神地看着细小的尘土在阳光里飞舞。楼道里是如此的寂静，任何一间屋子里都没人，也没有汽车路过，甚至连刮风声都没有。迎站到我身前，看了我一眼，我也就接受了，张开手臂和她抱在了一起，而且只在一瞬间，就有股比爆炸还猛烈的狂风恶浪般的感觉灌满全身。就像和她在海啸中飞舞，如此寂静的时刻，我反倒像是聋了一样，什么都听不见。迎把胳膊挣脱了出来，搂住我的脖子，想亲我的嘴唇。我忙把她紧紧抱在胸前，脸贴着她的脸颊，咬紧牙说道，我不能，我欠你的，一辈子都还不了。迎憋着气哭，用指头狠狠拧我后背上的肉。我们就一直抱着，抱得筋疲力尽，直到头有点发昏，好像刚来过几个百米冲刺一样。我们仨又并排靠在木头箱子上站了很久，一句话也不说。娣来到我面前，眼睛里似乎有点怨气。她搂住我的脖子，和我亲吻在一起。高一未分班时，我妒忌过娣，因为她比我学习好，无论我怎样努力都考不过她。她又是那么美丽，全学年每个男生心里都有她，但在她面前又不能不自卑。而且，我相信每个男生对她都有过很丑恶的想法。这些变态扭曲的情绪让我和娣亲吻在一起，我甚至还贪婪地摸了她的乳房和臀部。或许，她的身体里还藏着迎吧，她代替迎亲吻我，和我做那些不能做的事。迎默默地看着我和娣，转过身去，背对着我们。娣蹲下来，把我身体某一早已翘得很高的部分含在嘴里。我惊得呆了，没想象过男人和女人还可以这样。同时，连一秒钟也没坚持住，就脑中一片空白。娣柔软地继续含着我身体的那一部分，直到我清醒过来。她站起来，对我张开嘴，让我看见嘴里乳白色的液体，又慢慢咽了下去，说道，我们都很害怕，可是你看，最可怕的事也不过如此。所以，还是勇敢起来吧。十二再见到迎，已经是二十五年后的事情了。去铁西后的第二天，她就不来上学了，谁也找不到她。我呢，考得不好不坏，至少是坚持到了进考场的那一天。我在南方上大学，又在另一个更大一点的城市工作安家。我能安然度过那最后一个月而没有崩溃，还要感恩于迎和娣。她们的拥抱、亲吻还有更多的一些东西让我不再那么焦躁，就像让一辆已经冒了黑烟的汽车慢了一点，安稳了一点，让它尽管不快，但也晃晃悠悠地过了一道坎。二十五年过去了，我没去找迎和娣，我觉得，我们仨个如果能天各一方，各自孤单而不受打扰地生活，那我们就仍然还在一起。那一年，娣没考上大学，不是上不了，而是她不满意自己的分数。夏天，在我去南方之前，去她家看过她。没有人，我在门上留了个字条，说如果需要帮助，找我。但从未收到过她的音讯。去年，我回沈阳过年。初六那天翻高中理科班的